张大千 | 《东瀛之恋：张大千与山田喜美子》

张大千·东瀛之恋

|万君超

1951年10月，张大千从台北飞赴日本东京，此次东京之行主要是会友、采购书画用品、裱画等。这是张大千自1934年游历日本后，时隔十七年再一次故地重游。日本是张大千1949年后海外游历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“码头”，他结识了诸多日本收藏界、古董业和汉学界的朋友，也与许多著名的笔墨庄、装裱店、画廊等均保持有良好的生意往来。张大千与“喜屋日本画材料株式会社”（以下简称“喜屋”）主人松下大二郎约相识于1951年（辛卯）11月，现存张大千为喜屋题写的店招落款为“辛卯十月”，此十月是旧历。松下大二郎是喜屋第二代主人，当时的店址在东京都台东区上野公园附近，后来迁至文京区汤岛天神町。
黄天才《五百年来一大千》一书中说：“喜屋店面不大，但名气很大，专门经营各种画材画具，尤其以绘画颜料为最完全。大千先生对画材及颜料用量甚大，购买时又喜欢整批的大量买，是喜屋的最好主顾。”张大千在1952年秋移居南美之后，因为难以经常来日本，而画材和颜料的采购量大，也因此成为了喜屋的大客户。加之张大千为人豪爽，非锱铢必较之人，另外，张大千还在朋友圈子中不时为喜屋宣传做广告，他的一些书画家朋友每到东京，必请黄天才带往喜屋采购画材和颜料，所以张大千几乎是喜屋的“大财主”和“广告代言人”，且至今为松下家人所铭记。

郎静山与张大千、山田喜美子

上世纪50年代初期，张大千经常去日本，除了采购书画用品外，还要作画和开画展等。松下夫妇就在喜屋的二楼为张大千布置了住所兼画室，还延雇了两位年轻的日本小姐照顾其日常的饮食起居，其中一位名叫山田喜美子（张大千改名“喜媺子”，以下简称“山田”），另一位姓伊东（名字不详）。后来张大千到日本，就借住在上野的日式旅馆帆台庄，山田和伊东也一同到旅馆工作。后来伊东辞职离去，由山田一人服侍张大千，遂自荐枕席。
王之一在《我的朋友张大千》一书中曾说：“那时候，他住在东京上野帆台庄，是一家纯日式旅馆，他包下楼上三个房间，布置了一个大画室，作画兼接见宾客。徐雯波夫人陪伴作画以外，还有两位日本小姐，一位是山田，一位是伊东，她们都穿着传统日本和服招呼来往的宾客，像两只花蝴蝶在人群中飞来飞去。大千先生比较喜欢山田小姐，她生的一副可爱的面孔，风度仪态大方，说话又甜，大千先生以她为题画了不少美女图。不久，伊东辞去，只留下山田一人侍候大千夫妇，以致于留下不少麻烦。”

张大千与友人合影

黄天才《五百年来一大千》一书中也写道：“在50年代初期的多次访日旅游中，一次，大千计画作稍长时间的逗留，所以未住旅社，而由他所熟悉的一家专卖画具、颜料的店家‘喜屋’，在二楼为他布置安排了住处。‘喜屋’位于东京上野公园附近，不忍池就在旁边。‘喜屋’老板更为大千先生延雇了两位日本小姐来伺候起居。这两位小姐中的一位山田（日语念作‘雅玛达’）女士，面貌姣好，聪明伶俐，颇得大千欢心，相处一段时日后之后，两情相悦，她就成了大千先生在日本的红粉知己。大千和山田的相好关系，一直维持了多年。”
张大千与山田究竟相识于何年？谢家孝在《张大千的世界》一书中说：“山田小姐与他结识，据说也就是透过裱画店的关系，时间是四十一、二年间（按：即1952年-1953年）。当大千先生迁往南美洲初期，他回到香港、日本来，雯波夫人并不一定每次偕行，在日本居留较长，购物、照顾居停等等都需要人，山田的父亲也能绘画，山田本人也懂得画，经由裱画店的关系，山田就做了大千先生的‘女秘书’，也等于是‘女管家’。”谢氏将喜屋误为“裱画店”，喜屋不做裱画生意。

1955 年东京壶中居张大千画展

山田的家乡是福冈县大牟田市。关于她的家庭出身，据说，是一个寺庙住持的女儿，老山田也是一位爱好书画的和尚（日本和尚是可以结婚生孩子的）。所谓的寺庙应是小型的神社，而寺庙（神社）的住持大多是受委托的管理者或经营者，并非是纯粹意义上的僧侣。山田在福冈县立传习馆高中毕业后，就独自一人前往东京谋生。
1953年6月，松下大二郎将山田和伊东两人延雇给张大千做服侍女佣，而两人的薪资应该是由张大千支付的。后来伊东辞去，由山田一人服侍张大千或张大千夫妇。张大千虽然能识能写简单的日文，但日本话却并不流利。而山田会讲一些简单的中国话，她自嘲是“大风堂的中国话”，也粗识汉字。她不仅面容姣好，聪明伶俐，而且为人精明干练，又很有“性格”，由此深得张大千的欢心。
山田何时成为了张大千的枕边人？具体年月已无考。据黄天才《五百年来一大千》中说：“大千不在日本的时候，她就回娘家去自己过日子；大千每到日本，她就一定来陪伴；即使大千是由张师母（即徐雯波）陪来同游，山田仍是一样跟来陪侍；大千此次住在偕乐园，他们三人就共住在同一幢宅院里。据说，张师母每星期总有一两天要把大千先生‘赶’出她的卧室，逼着大千夜里去陪伴山田。”
也从中可知，徐雯波对张大千与山田之间的关系是默许或认可的。但“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鼾睡”？徐雯波当时内心的真实想法，外人难以揣测。但山田成为张大千的“新宠”后，对徐雯波的地位无疑是一种威胁。徐雯波因山田而“吃醋”，也应是人之常情。

张大千与山田喜美子、徐雯波等人

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2015年12月《情愫东瀛——山田家藏大千遗墨》拍卖专场（以下引用张大千信件均出自《情愫东瀛》）中有张大千写给山田的一批信件，有些具名徐雯波“同上”“同寄”或“雯波同此问候”等。有的信末还有徐雯波的亲笔附言，徐雯波还曾特地为山田买了一粒巴西的海水蓝宝石，后来还曾赠其鳄鱼手袋、麂皮上衣等较为名贵的服饰，尽显作为“大妇”之气度。
1956年5月，张大千携徐雯波从香港飞赴欧洲旅行，并先后在巴黎近代美术馆和东方博物馆举办《张大千画展》《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览》。而将留在东京的女儿张心沛、张心娴、儿子张心印姐弟三人委托山田代为照顾，并安排他们进中国学校读书以及负责日常起居等。张大千写信给山田，要她督促她（他）们三天写一封信汇报近况。

1956 年 6 月 6 日法国巴黎至日本东京（一通一页）

直到同年8月底，张大千夫妇回到东京后，她总算是圆满完成了“托管”任务。当时张大千虽然在东京有诸多友人，但都因有工作和家庭或其他原因，故难以尽心尽责地担负起这一重任，而只有被张大千夫妇视同“家人”的山田能够堪当此任，他们为此内心充满了感谢之情。这在张大千写给山田的许多信中均有真情流露。除了男女之情外，山田确实是一个值得信赖和办事认真负责的女人。
如果张大千不在日本期间，他还与山田有“一周一信之约言”，互知音讯，以慰思念之情。有时三周或一个月不见山田来信，张大千内心遂焦虑不安：“三月二十日已来联续由喜屋方寄去三函，望穿双眼，竟无只字复我，汝竟弃我耶？反复思之，汝当决不如是也。岂汝又返回大牟田耶？我病甚剧，糖尿已到＋＋＋，神经仍痛，眼目昏眩，日日惟盼汝来书，以慰苦况也。”（1957年4月18日巴西）

1957 年 4 月 18 日巴西至日本（一通一页）

“喜媺子，不得汝信又一月矣，至深念切。汝竟忘一周一信之约言耶？今月三日晨五时，梦与汝接，历历如在东急公寓，醒后至痛。……我老矣，他无所念，惟日日念念于汝耳，千万不可忘了一周一信之约言，至嘱！至嘱！”（1958年4月9日巴西）

1958 年 4 月 9 日巴西至日本福冈博多（一通四页）

张大千还有一些类似充满思念之痛和两地相思之苦的信，有些甚至有点肉麻，颇似少年人的情话：“你的长头发剪了没有？做梦都看你在梳头，我是多么喜欢你的长头发唷。”（1961年2月23日巴黎）

 1961 年 2 月 23 日法国巴黎至日本东京（一通二页）

“我可怜，你也可怜，可怜是不是？你要我，但是现在有什么法子呢？我更要你。你想我从来一个人单独旅行，吃药、吃饭、洗澡一个人如何办？祗有求神保佑我的一切事业顺利完成，我来到日本或是你来到巴西，永久住在一起。爱的喜媺，我心乱极了，恨不得即时飞到你的身边来。”（1961年6月9日巴黎）

1961 年 6 月 9 日法国巴黎至日本东京（一通二页）

当时张大千的确对山田是真心的，也动了真情。但他除了身患严重的糖尿病不说，毕竟在年龄上与山田要相差三十三岁。所以山田是否愿意继续与他保持这种情人关系，或者成为他的一位没有名分“夫人”呢？
上世纪60年代中期，张大千因糖尿病而导致严重眼疾，医生已不允许他经常长途飞行。加之他此时已将艺术发展的重心转向欧洲市场，所以已经较少前往日本。他也许预感自己与山田可能不会有未来，所以就给她写了一封信（年份不详，似残件），出资让她来巴西见最后一面，劝其“择主而事”，伤感愁绪溢满字里行间：“爰老且病，兼之种种牵缠，今岁不能来东京，恐明年亦复不能来矣。致负汝青春，抱歉万分。谨盼早日择主而事，幸福无量，爰中心稍安也。汝如不忘旧好，则向贵国外务省请求护照，来南美一行，作最后之见面。汝能领得护照，来信告我。爰即将东京往复飞机切符（即飞机票）寄去。如何？如何？”
由于种种原因，山田最终没有去巴西。其中的缘由和细节，外人不得而知。但令人绝对没有想到的是，若干年后，张大千与山田的情断义绝，竟会来得如此的突然和出人意料。王之一在《我的朋友张大千》一书中有此事起因的叙述：“某日午夜十二点多钟，大千先生突来电话要我立刻赶到新宿下落合去，我就立刻驾车到张府，大门并未上锁，直进客厅，看到大千夫妇及穿着日本睡袍长发披肩满面泪痕仍在抽泣的山田。我不问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大千先生要我劝山田回房睡觉，看他们的纠纷已进入尾声，山田经我一劝再劝，也就势回房，一切恢复平静。大千先生说：雯波是他的第六位夫人，其他的都在大陆，有的已经过世了，第四位是韩国人，现在也不知道下落。大千先生原有意要收山田为第七位夫人，因为她温柔、服从、善解人意，可是却心胸狭窄，使他非常失望。据说，她曾接受中共的邀请去大陆观光，这显然就是大陆有意利用山田游说大千先生回归大陆的准备工作，大千先生并没有中美人计。”张大千上述所说的徐雯波是他的“第六位夫人”，可能除了曾庆蓉、黄凝素、杨宛君、徐雯波四人外，还包括订婚而病逝的表妹谢舜华，定情而未成婚的朝鲜女子池春红。

张大千与山田喜美子合影二（1956 年于日本东京）

山田是否曾接受过中国大陆方面的邀请而前往旅游？王之一也只是“据说”，并无真凭实据。但当晚张大千、徐雯波、山田三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纠纷？以致于一向“温柔、服从、善解人意”的山田会如此情绪失控？并且张大千还要王之一连夜驱车前往“救驾”。难道是她真的触犯了张大千1949年以后誓不妥协的一条底线：任何人都休想劝说他返回大陆！是否另外还有其他的某种重要原因？其中的真相究竟是什么？是否是有关当事人有难言苦衷而为之隐瞒或掩饰。
谢家孝《张大千的世界》一书中，张大千后来也有关于与山田断绝往来的“口述实录”：“大千先生说：‘后来事实证明，亚玛达果然不简单，说她与日共有来往，我们没有证据，直到她有一次，居然随一个什么团体到北平去访问过了，不说她是共产党，至少她是左倾分子，如果别具用心来曲意奉承我，想起来未免可怕，好在她以后与我没有来往，就是在最近这两次我往来日本，她也没有找过任何麻烦！’”

张大千为山田喜美子所画小像之一

张大千晚年所说的某些话，所谈及的某些事，有些可信，有些不可全信。张大千夫妇怀疑山田是与日共有来往的“左倾分子”，疑似夸大其辞。至于说山田是中国大陆方面的“美人计”，更是捕风捉影，难以采信。但除了山田所谓的政治方面因素，是否还有外人所不知的其他重要原因？而张大千的友人们对其中的某些真相是否有所隐讳和刻意“模糊”？
王之一《我的朋友张大千》一书中未写明发生纠纷之夜的具体年月。据《情愫东瀛》可知，张大千写给山田信件中有最后确切的日期，是1961年12月从巴西圣保罗寄出的一张贺年卡：“壬寅开岁百福。蜀郡张大千爰。”壬寅即1962年。据黄天才《张大千的后半生》一书所记：张大千最后一次在日本居留或是1968年3月初，与徐雯波从巴西回台北过旧历新年之后，回程时曾在东京小住。但无法知道他们在此期间是否与山田有过来往。

张大千为山田喜美子所画小像之二

今为私人收藏的山田喜美子用毛笔写给张大千的一封信，无具体年份和实寄封，落款为“六月三日”。但信中她提到了在香港举办的张大千画展，并遇到了张大千女弟子冯璧池。虽然没有具体年份，但信中所提及的张大千香港画展，即香港东方学会1966年12月30日至1967年1月4日在香港大会堂八楼举办的《张大千近作展览》。冯璧池还告诉山田“大千先生到了春天一定去东京”，可知此信应是写于1967年6月3日。由此信可知，山田与张大千在1967年还未断绝通信往来。可是她之前先后写了两封信给张大千，但均未得到回信。或许她与冯璧池当时都不知道，这场缠绵悱恻十几年的老少之恋，已经以张大千毅然斩断情丝而结束了。
关于张大千与山田绝交的真相，至今仍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案。以我多年来对张大千的研究，不妨在此提出几点个人私见：（一）张大千在移居阿根廷后，因为要办理“绿卡”手续，曾与徐雯波在教堂举办过天主教婚礼和注册婚姻。而天主教不允许也不承认一夫多妻。因此山田不可能成为张大千的第五位夫人，她只能是一个没有名分的情人。（二）徐雯波及儿子张保罗等的竭力反对。他们或许可以默认山田是既成事实的露水红颜或红粉知己，但绝不同意给予她婚姻或家庭的名分。这也是张大千不得不为之郑重考虑的“内忧”。情人与家人，究竟孰轻孰重？（三）以张大千当时的年龄和严重的糖尿病以及其他多种疾病，已经不宜再婚或再娶。否则，对他多病的身体可能是致命的，这或许也是他的家人竭力反对的原因之一。（四）张大千当时经济状况不佳。除了以巨资建造八德园外，还要时常接济国内的亲人，有求尽应，捉襟见肘；还要经常去美国治病，医药费、旅途费用等均颇昂贵；又与人合伙投资猪鬃加工出口生意失败，血本无归。（五）其他无法知晓的隐情和难以明言的隐私。考量上述诸多因素，张大千最终不得不忍痛与山田斩断情丝，了却了这段东瀛之恋。
以上文字节选自《东瀛之恋：张大千与山田喜美子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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